严耕望 纯粹而坚强的知识人

 

　　严耕望却用一生的努力，践行了他的这两句座右铭。

　　严耕望，1916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的普通农家。“耕旺”的小名，寄托着祖辈对其勤奋于农稼之事，将来兴旺家宅的美好愿望。然而，这位“耕旺”日后并未躬耕于畎亩，追求田产丰盈，而是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了六十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卷本）、《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六卷本）、《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史稿》……只看这些大部头的书名和卷帙浩繁的篇幅，便可知这位学者一生都致力于中古史研究事业，为中古史研究的兴旺发达而殚精竭虑。

　　安贫乐道

　　一生活在研究学问之中

　　学术研究需要少年立志，亦须不畏世俗的偏见。严耕望正是如此。

　　中学时代的严耕望便自修《三国志》、《左传》、《曾文正公家书》、《饮冰室合集》等著作，两耳不闻天下事，在学校中有“两脚书橱”之誉。其后，在中学历史老师李则纲的影响下，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写下了《尧舜禅让问题研究》、《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等学术论文。报考大学时，尽管其理科尤其是数学成绩极佳，他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不为时人看好的文史之途，于1937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

　　大学时代，正值抗战军兴，人心丧乱。所谓的历史研究，在时人看来，可谓极不实用之学。因此，武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不甚强大，教授多无名之辈，教学亦多敷衍。严耕望不能容忍，亲自到校长王星拱处投诉历史系的教育水平差，要求聘请钱穆、吕思勉等名师来校。那时的校长也是开明，不久便聘请钱穆来校短期讲学。严耕望趁此机会主动请益，确定师徒关系。大学毕业后，严耕望追随钱穆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与钱穆朝夕相处。三年的研究生涯虽然清苦，严耕望的学术成绩却突飞猛进，可谓“一箪食一壶饮，回也不改其乐”。

　　严耕望太过投入学术研究，忽视了“治生之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后，严耕望的生计一时陷入困境。其妻虽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亦处于失业状态。然而，严耕望从未放弃以史学为志业的愿望，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容纳他下苦功的机构，一张能写作的桌子而已。

　　绝望之中，严耕望冒昧给从未蒙面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写信，附上三篇代表作以毛遂自荐。史语所是读书治学最理想的机构，马衡、梁实秋、王世襄都曾希望能入其门，却被傅斯年拒绝，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傅斯年感动于严耕望这种清苦好学的精神，破格录入史语所担任助理员。从此，严耕望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下，不断刻苦努力。1947年，任助理研究员。1952年升副研究员，1959年，升研究员。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获得港台学术界的最高殊荣。

　　可以说，严耕望一生都活在研究学问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构思史学问题。他的每本著作，都是规模浩大、匠心独运的大手笔。《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写作时间，便长达二十年之久。《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长达九年时间。《唐代交通图考》从计划、收集资料到彻底写完，则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对于物质享受，他降低到最低的限度。刚刚到台湾时，严耕望与全汉昇两家同住在一所房子中，中间用帷幕隔开，生活很不方便。严耕望却觉得，有住处已经很不错，乃至傅斯年对其有“安贫乐道”之称赞。

　　当然，严耕望也有自己的局限。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位技术型的史学专家。这一点，他的老师钱穆便与他不甚相同。钱穆曾经对严耕望说过：“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因此，早年钱穆虽然在考证之学上取得很大的成绩，后期却摆脱这些细枝末节的琐碎考证，毅然转向通识性的历史研究，致力于追寻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还是一个行动者。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便意在为中华民族保留花果飘零的学术种子。

　　然而，严耕望一生都拘泥于考证治学，固守书斋型学者之本位。这便决定了严耕望虽然在专业和技术上取得了极深的造诣，实际并不算是钱穆所称的第一流学者。其津津乐道的自己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外界很少知晓。真正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是其本人不甚看重的《治史三书》。

　　无心插柳

　　《治史三书》，是常识也是解毒剂

　　《治史三书》是一部关于方法论的书，也是严耕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副产品。实际上，严耕望对方法论并不特别感兴趣。他认为，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应该讲究方法，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长期研究中摸索出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只具有特殊性而未必有普遍性，如果削足适履，恐怕会收纸上谈兵之效。

　　然而，1974年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请严耕望演讲，点名要求讲史学方法论，严耕望遂顺势总结自己半生的治史经验，写出《治史经验谈》上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海内外读者的高度欢迎。于是，严耕望陆续写成《治史经验谈》下篇、《治史答问》等，在台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单行本。其后，大陆方面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以及怀念钱穆的长篇文章《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在一起，遂有今天的《治史三书》。

　　《治史三书》是当代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入门书，虽然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常识，却也常读常新。全书可谓严耕望毕生进行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智慧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随处可见，不一而足。

　　在学术积累方面，严耕望认为史学研究要专精与博通并行。所谓专精，便是在某一方面术业有专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进行专深的研究。所谓博通，那就是不仅要懂得自己的研究领域，还要兼有历史学其他方向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支撑，知识面狭窄，专深的研究必然会闹出笑话。

　　在学术选题方面，严耕望坚决认为要广泛看书，不要抱着题目去翻材料。如果仅仅抱着一个题目去找材料，做完这个题目后，其他的收获必定极少，久而久之学问潜力必定越来越弱。如果博览群书，在书中发现材料与问题，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强，中年之后将一片通明无往不可。种种论述，对于我们当下研究生教育中那种提倡“短平快”、只重视发表不重视积累的急功近利培养方式，无疑是当头一棒。

　　在历史研究方面，严耕望崇尚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对从哲学或文学入手研究历史非常拒斥。他认为，研究历史如果从其他学科入手，必定会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执着于历史学的某一方面。比如，如果从哲学入手，便必然会关注少数精英的思想史，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诸多面相视而不见。这样多半会从主观的意念出发，做天马行空式的发挥，很少会努力征引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证。这种论文，或许很有吸引力会名动一时，却总有浮华不实的毛病，容易被根本推翻。由此，他建议年轻人从史学入手，再广泛吸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必将对史学助益甚大。

　　“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实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

　　——严耕望对吕思勉的概括，实际也正是对自己的概括。在吕思勉身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在今天看来，严耕望的论断，对以思想史研究为专业的年轻学生是一剂清凉的解毒剂。如果没有坚实的史学基础训练，入门便大谈思想、潮流、主义等，最后的学问可能一生漂浮，难以落到实处，亦无法融入主流史学界。

　　从梁启超、顾颉刚之后，关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新著作不多，年轻学子苦于没有史学入门读物。严耕望的著作，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广受欢迎。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传授了技术性经验，更在于他从价值层面阐明了一个史学研究者应该有的道德修养和人生态度。

　　他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大境界才能出大学问，心术不正者绝对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学者还要心无旁骛、珍惜时光，淡泊名利，避免权位的困扰。学者对于影视报刊也要随时警惕，了解时局和娱乐生活到最小的限度，以免分散学术研究的精力。今日流行的各种史学方法论书籍已经不少，但多局限于教人提升技术的层面，而少谈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在价值观与境界上低于《治史三书》远甚。

　　当然，严耕望的观点似乎也颇矫枉过正。如果照此实行，似乎也只是充当了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橱而已，必将对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缺乏观照。学者应淡泊名利，避免为名利所累耽误学术，对于当下热衷于“学者从政”者当然是一种提醒。然而，学术官僚是不是要比职业的行政官僚尤佳？只有懂得学术之理路，才能有效领导学术、组织学术，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闹剧。胡适、傅斯年等都是兼具学术与事功于一身的大学者。如果人人都皓首穷经、鄙视事功，那真正的学术繁荣也无从谈起。

　　王开先生：

　　昨自海外归来，得读惠书。承询《酉阳杂俎》“椰”“榆”字，我所读并非善本，其字当作“榆”，手民误植为“椰”字，劳你多方翻检，为歉。其实此等处纵然今本皆作“椰”，亦不能据此说唐代关中有椰树，蓋只此孤证，不足据以立论也。

　　又承索拙作有关陕西交通史者，兹就手头尚存抽印本检若干篇，不能尽也。论文写作已十余年，颇有误处，现已增补删订为定稿，刊于《唐代交通图考》前三卷，明年当可出版。

　　我将于两星期后仍到海外工作，请不必回信。匆匆，此祝

　　夏安

　　耕望

　　1984年6月22日

　　这是严耕望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收信人王开曾经主持编写《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和《西安古代交通志》。信札讨论了《酉阳杂俎》中的一个字，小而寓大，流露出严耕望为人、为学的风范。（叶康宁藏原稿）

　　“不识时务”

　　以清醒、正直维护学术尊严

　　当然，严耕望并不迂腐，而是清醒于学者的职分。

　　一个原因是自卑。严耕望一直对自己有某种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自己是天资平常之人，仅有能力当一名皓首穷经的学者，做好中古史研究的本职工作，缺乏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能力。至于那些领导学术、转移一代风气的大师胡适、傅斯年等，他能够理解而且内心尊敬。

　　但他最推崇的，或许还是做一位单纯的“史学工作者”。在《治史三书》中，严耕望独辟蹊径，将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为近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他评价吕思勉说：“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实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地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地坚持工作，才有这些成就。”严耕望对吕思勉的概括，实际也正是对自己的概括。在吕思勉身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另一个原因则是自信。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极为自信，相信自己的研究具有载入学术史的恒久价值。因此，他的各种研究都有系统的计划，拒绝任何外界因素影响他的学术大计。所以，他对于“官定”的写作项目或研究计划，完全不感兴趣，只要与自己的研究计划相冲突，便一概婉拒。

　　1945年，傅斯年接纳严耕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首次面见时，傅斯年希望严耕望暂时留在他身边帮助他处理文书事宜。严耕望认为他没有能力处理此事，而且与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相冲突，则直接予以拒绝，傅斯年只好让他直接去史语所所在地李庄报到。

　　1962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也是一手缔造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前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希望严耕望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然而，严耕望考虑到自己实际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无法兼顾两个方面，没有把握限期完成一部大书，遂予以婉拒。

　　其后，王世杰又希望由中研院仿照剑桥史系列著作，编撰一部《中国通史》，由严耕望领导编纂中古史的部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部能够流传后世的工作，只要成功便可以暴得大名。如此美差，严耕望再次婉拒。表面原因是认为自己没有行政能力，恐怕辜负王世杰的美意。实际是他自己早订有系统的研究计划，非三四百万字不能解决，如果接下此种写作项目，必将难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

　　更有趣的段子是，1959年7月蒋介石来到中央研究院视察，因没有预先通告，找不到人，蒋遂前往史语所找人。当时严耕望独自在研究室工作，上身赤膊，闻声出来看了一下，没有接待蒋“总统”，又回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以上种种举动，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评价，可谓“不识时务”，可谓“迂腐”！然而，严耕望自称“对外更不想赚一分钱，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自然也无意于最高领袖的垂青。他一心坐冷板凳，扑到学术研究上，真可谓异人！

　　此种“迂腐”，在今天看来恰恰反映出，严耕望作为一个纯粹学人的正直，为学术而学术，不慕名利，不求闻达，不低眉折腰侍奉权贵。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已经成为名利场矣！承担何种级别的项目，已经成为学术机构排名的标准，更成为学者晋升、加薪的终南捷径。甚至大学不惜降格为智库，忽视了追求自由和真理的责任，将所谓领导批示的分量等同于“权威期刊”，将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领导”之手。种种自降身价之举，知识人的尊严可谓荡然无存。

　　严耕望则是不唯上、只唯实，以维护学术尊严为生命。他虽然如一潭温水，却也立场鲜明，甚至不无锋芒。他曾说：“大陆上一些左派史学家抱着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治史的万应灵丹，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相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严耕望的评价，应当放在上世纪70年代“文革”前后的历史语境中理解，然而在今天看来又何曾过时？严耕望看似迂腐和保守，但又是多么清醒？

　　总之，百年后重温严耕望的人生历程和学术之路，会发现内容与其名字一样朴实无华，却充实而有光辉。他的身上能看到很多今人稀缺的品质，无愧于一个纯粹而坚强的知识人。世俗时代，学者何以安身立命？有人自甘堕落，有人遁入宗教，严耕望则以学术为托命，以实现学术理想为人生最大价值。其“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我们可以保留意见。其学术道路，我们今天或许难以复制。但是，我们今天回顾严耕望，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世俗时代，做一个纯粹、正直、坚韧的知识人的可能性。

　　□韩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著有《储安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