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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榦：“安庆之父”

作者：夏筱翊

2019-02-25 09:53:35

题记：今年（2017）是黄榦安庆筑城800周年。

九月中旬，赴福州长乐、晋安，寻访黄勉斋特祠和黄榦墓。研读《宋史》、《四库全书》、《勉斋集》、《勉斋年谱》等资料，被黄榦的博学和勤政所折服。敬撰斯文，纪念先贤。

成文中，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福州郑黎明先生、伍杰女士和安庆市方志办汪忠民老师给予指导和帮助。一并致谢。

南宋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在数度沉浮后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次年，他晋见宋宁宗。

辛弃疾到绍兴任浙东安抚使的时候，爱国诗人陆游已经80高龄。辛弃疾收到召见之命，陆游写了一首长诗《送辛幼安殿撰造朝》，在这首长诗里，可以看到陆游对辛弃疾的评价和期待：

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功名固是券内事，且葺园庐了婚嫁。千篇昌谷诗满囊，万卷邺侯书插架。忽然起冠东诸侯，黄旗皂纛从天下。圣朝仄席意未快，尺一东来烦促驾。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华。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谗夫出乘罅。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

开头八句：辛弃疾原是个可以成就伟大功业的人物，却长期被南宋政府置于闲散之地。接着四句：辛弃疾从赋闲而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不久即又受到入朝的诏命。中间八句：辛弃疾和管仲、萧何同一流的人物。如果南宋朝廷能把对敌斗争的任务交给辛弃疾，唤起中原的忠义民兵，完成恢复中原以及关陕之地的宏伟大业是可以完成的。结尾四句：陆游劝慰辛弃疾不要介意此前被奸臣排挤倾陷的往事，要一心一意向全民族的敌人——金国作斗争。

宋开禧二年（1206）春，宋廷再起用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上疏辞掉了。1207年春，宋廷又颁发了诏命：“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材之难得，……熟计重轻之所关，莫若挽留而自近。……虽戎阃正资于谋帅，而武部尤急于需贤。勉图厌难之勋，宜略好谦之牍。所辞宜不允。”年老多病的辛弃疾被南宋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

此时，“三日三夜、呕血数斗、伏枕逾月”、大病初愈的黄榦写下了《与辛稼轩侍郎书》：

榦拜。违几舄十有余年，祸患余生，不复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贱之迹，久自绝于门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恋之私。惟是有怀未吐，而舟驭启行，深夜不敢造谒，坐局不敢离远，终夕展转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尽其才。一旦有警，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虽然，今之所以用明公，与其所以为明公用者，亦尝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于外者，内不可以无所主，非张仲则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则充国无以行其计。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黒白杂揉，贤不肖混殽，佞谀满前，横恩四出，国且自伐，何以伐人？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审。夫自治之策也，国家以仁厚揉驯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寛大长者为风俗。江左人物素号怯懦，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语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徳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冐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仆所以又虑，夫为明公用者无其人也。内之所以用我，与外之所以为我用者，皆有未满吾意者焉。

辛弃疾的政治理想和人格魅力被黄榦推崇。他认为辛弃疾果毅、刚大，对其以国事为怀、不计个人得失的风采，十分敬重。黄榦提出了对时政的看法和分析：朝廷内部一定要有明主贤臣才可以真正实现“大功”。而目前的朝廷的状况是“黒白杂揉，贤不肖混殽，佞谀满前，横恩四出，国且自伐，何以伐人？”所以，黄榦忧虑辛弃疾抗金杀敌的抱负难以实现。他指出国家对人才培养的理想是“国家以仁厚揉驯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寛大长者为风俗”，这样才可以“自治”；又指出目前人才的现状令人堪忧，这些“怯懦”、“虚浮”、“拘滞”、“奄奄然不复有生气”，怎么希望和他们一起“冐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黄榦认为士风萎靡，士大夫中少有人才，不堪大用。

同年秋，辛弃疾病逝于江西铅山。

在华人世界，陆游与辛弃疾都是耳熟能详。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黄榦？

一代大儒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福州闽县人。“先世居福州长乐县青山，后乃徙家郡城之东，为闽县人六世矣。黄氏世系记云：所居在城东里余，三昧、崇寿两寺之间”（今福州城东浦下）。

黄榦画像

黄榦的父亲黄瑀，官至朝散郎监察御史。黄榦17岁时，父亲去世了。淳熙二年（1175），二兄黄东任职吉州，黄榦从行，往清江拜见刘清之。清之见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遂以“书进之晦庵朱文公先生”。黄榦征得其母同意后，即起程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找朱熹。其时天下大雪，黄榦冒雪来到朱熹住处，适逢朱熹回婺源祭扫祖墓。为了等待朱熹，住在客栈的黄榦晚上睡觉连衣服都不敢脱，就等随时被朱熹召见，不料这样的日子一等就是两个月。至第二年春天，朱熹才归来。志向远大的黄榦十分珍惜在朱熹门下求学的机会，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和做学问。《宋史·黄榦传》记载：“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黄榦与朱熹高徒蔡元定、朱熹学友吕祖谦论学，以“所闻与朱熹相质证”，甚为朱熹所器重，朱熹在写给刘公度的信中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后来黄榦回忆他当初师从朱熹的情景时说：“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知军，黄榦随行，在朱熹任所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曾在《答吕伯恭书十九》中说：“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方为折中。”

淳熙八年（1181），浙东发生大饥荒，因朱熹在知南康军时救灾有方，宰相王淮荐举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十一月，朱熹在黄榦的陪同下入都拜命。淳熙九年（1182）正月，朱熹赴任救灾。在救灾过程中，朱熹不畏权贵，六劾王淮姻亲、贪官唐仲友未果，愤而请祠归家。十一月，朱熹回到崇安后，深感黄榦笃志，庆幸得到继承者，将仲女朱兑许配给30岁的黄榦为妻，安顿在五夫紫阳书堂。朱兑是贤妻良母，闻名闽中，为闽中妇女之典型。《福建通志》表彰朱兑时说：“朱兑，字淑真，朱子仲女也。适闽县黄榦，守儒风，明妇道，环堵一屋，夫妇相敬如宾，训子有方。文公尝到其家，适榦外出，山居市远，惟奉麦饭葱汤以进，愧不自安。文公口占一诗，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浅，前村还有未炊时。’至今传为美谈。”

淳熙十年（1183）正月，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四月落成。四方学者纷纷负笈前来，求学于此，约有百数十人。黄榦亦在这里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淳熙十一年（1184），朱熹在《答刘子澄书九》中说：“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觉精密。”

绍熙元年（1190）正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翌年，朱熹因长子朱塾病逝，卸任还乡，并将其家迁居建阳。黄榦也在附近结庐居住，居家相随。绍熙三年，朱熹在建阳建竹林精舍，黄榦在此续学，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

绍熙五年（1194）七月，宋宁宗赵扩即位，朱熹命黄榦奉表上贺。时赵汝愚当政，乃朱熹知交。宋宁宗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黄榦从朱子到京。朱子在朝仅46天，因韩侂胄用事，赵汝愚和朱熹俱罢，黄榦从行出京。罢归建阳考亭讲学。因生员日多，朱熹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沧州精舍，他写信给黄榦说：“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不久，黄榦因母丧回闽，庐墓讲学三年，从学者甚众。

庆元二年（1196），朱熹编《礼书》。在学习和传播朱熹思想的进程中，黄榦发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在提倡“礼”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理”，强调“天理”是自然的根本，要求“人欲”应该服从“天理”。而孔、孟思想体系中虽然也重视“理”，但是却更为注重“礼”，强调教化的功能。黄榦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孔、孟儒家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黄榦认真研究了四书和五经，从《大学》出发，佐证和完善朱熹的理学论述，使得孔孟的思想体系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真正的融合在一起。《礼书》中“丧”、“祭”二编为黄榦所撰，朱熹十分满意，认为“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三月，朝廷禁道学，朱熹学说被诬为“伪学”，朱熹及弟子在职者均遭斥逐，从学者多改换门庭而去，惟黄榦等少数人仍坚持朱子学。同年，黄榦在建阳潭溪建草堂，以为隐退著书之地。

庆元四年（1198），朱熹得疾，以衣服及所著书授黄榦。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重，将所著《礼书》底本托付黄榦。朱熹临终前一日，给黄榦写下最后一封信，念念不忘为“道”著书和以“道”托人：“今想愈成伦理，凡百更宜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朱熹殁，黄榦日行百里，为朱子护丧事，持心丧三年，不复调官。

黄榦是传播和推广朱子学的第一人，初传朱子学大都出于黄榦之门。当时人们及后人对黄干在阐述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在继承和弘扬朱熹思想体系的同时，黄榦还致力于确立朱熹的道统地位。黄榦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故有道统。道统传授的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黄榦在病逝前编成的《文公行状》中，详细叙述了恩师不平凡的一生，深入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从而确立了朱熹“道统”的地位。

在社会生活方面，黄榦是一位理学实践者。在朝廷则念念不忘“得君行道”，在地方则往往强调“泽及细民”。仕宦历程中，他主要是任地方官，也出任军队职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甚至积劳成疾。从《勉斋集》中可见，他把关心民众疾苦、解决民众困难放在首位。留下了很多关于城池建设、灾年发放平价粮谷、土地调查、乡村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文字。在民众生活保障后，他重视教育，《新淦县学》、《汉阳军学孟子二十章》、《安庆府新建庙学记》就是很好的例证。黄榦嫉恶如仇，一些自称读圣贤书又身居高位的人在乡间欺负寡弱，强占民田，黄榦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处置绝不心慈手软，不惜开罪于豪门。

安庆之父

黄榦43岁时始由朱子推荐为官，以捧表恩补将士郎，铨中授权迪功郎，监台州酒务；很快因“庆元党禁”事件归乡。黄榦正式任职时间为52岁，嘉泰二年（1202），朝廷弛“伪学”之禁，逐步开复前此受贬谪者的官职。黄榦因而调监嘉兴石门酒库。官职虽卑，但黄榦发挥了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务实精神，为了养家糊口，他兼职管理新市、乌青两个酒库；开禧二年（1206）55岁入荆湖幕府，因过于奔走操劳而患病，嘉定元年（1208），57岁的黄榦任江西临川县令。嘉定五年（1212），61岁的黄榦知新淦县；嘉定七年（1214），63岁的黄榦知湖北汉阳军。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暂时代理安庆府，力辞，不许。嘉定十年（1217）二月，66岁的黄榦始拜安庆之命。

李珏，字梦闻，时任兵部侍郎，后任江淮制置使，总理江淮军务，很器重黄榦的才能。黄榦知安庆府，就是李珏推荐的。黄榦对积弱、腐败的国家，充满忧虑。给李珏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蒙古有崛兴炎炎之势，金人有遁逃冲决之虞，群盗有分裂割据之忧，边民有乘时幸乱之意。，一动则百变交起，其将何以应之？

又说

今国势之弱，甚矣，兵不素练，财不素蓄，人才不素养，举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气象而御此大变耶！……惟在我筹度利害，使其足以壮国势而消外侮……

怎样壮国势消外侮，黄榦提出四点建议：

其关于大体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可以不立；其二曰大义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己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

并且建议将幕府中人，聚之于书院，与之讲论，以统一爱国忠君之心。

当时安庆周边多警，金人破了河南的光山，百姓惊慌震恐。黄榦到安庆前，知有警，单骑赴任，不带家眷。夫人及奴仆都愿意跟随服侍，而黄榦说：“安庆次边。一有兵马冲突之虞，我为守臣，当尽忠报国。力所不及，则握节以死。不暇顾及汝曹。欲与我俱死乎？”

赴任考察安庆的形势后，黄榦就着手安庆的防御工作。他上奏便民五事，包括安淮民、实边郡等。发现安庆无城池，就奏请修城墙，以备战守。连上六书未得回报后，因有汉阳的经验，来不及等待，黄榦决定修城。

黄榦筑城，是在特定的形势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有所谓不得不筑的理由。何地筑城、何时完成，都体现了这位“干员”的才智和能力。

“榦伏自开禧、丙寅，往来兵间，亲见北兵入寇。枣阳无城最先破，随州无城则又破，复州无城则又破，信阳、荆门无城则又皆破。郢州号为石城，敌人围之三日而去；襄阳、德安城最坚，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筑城凿池以为捍御，此不可易之长策也。自更化以来，力排群议，一意筑修边城，两淮、江南可以安枕而卧，此不世之大功也。榦昨守汉阳，尝以城壁为请，朝廷以为内郡，遂寝其议。今到安庆，亦觉此役不可不兴。谋之郡人，谋之同官，皆以为然，遂敢条具申闻，欲望钧慈防在必行，则龙舒之民感戴恩德，当与潜皖相为无穷也，至望至望。（《勉斋集》卷二十九《安庆与宰相乞筑城及边防利便》）

“榦被命此来视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拜书，到此又以冗扰而不敢拜书，又以到任例修启札之常礼，至今方能办、方敢敬陈悃愊。……龙舒处地四平，谓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经信阳、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无城郭之足恃。杨通老仅能葺理子城，亦未尝包砌，市井皆在子城之外亦复何益？开禧间，张军大者以数十人径造郡城，如入无人之境，无城故也。累政将官钱妄用而不思筑城，亦可谓无远虑者。（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二》）

……往者，张军大以数十人之众如入无人之境，尚不之鉴。杨仅能治子城之壕，民居皆子城之外，张则朝廷行下令其筑城，乃为浮言以沮之……。（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三》）

照对：两淮州郡自三国六朝干戈相寻，无复宁岁。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讲好息兵，民得安业。然绍兴辛巳、开禧丙寅亦未免战争之扰。龙舒为郡虽北兵所不到，然李成、张军大亦尝窃发，劫掠居民。州县百姓欲保室庐则有性命之忧，欲逃山谷、流徙江南则庐室焚毁，粮食空竭，终亦转死沟壑……。（卷三十七《安庆劝谕团结保伍榜文》）

从历史资料记载来看，嘉定十年夏初，金人破光山，淮西诸郡震动。黄榦恰在此时被推荐任安庆知府。此前，在汉阳等地驻守时，曾极力申请筑城，现在来到安庆，再次申请筑城。从文中看，安庆府城在黄榦到来之前，杨国博、张敏这些前任简单地（或者说是草草地）搞过一些城防工程，可是全然无用。比如杨国博“仅能葺理子城，亦未尝包砌”，张敏“则朝廷行下令其筑城，乃为浮言以沮之。”大敌当前，黄榦申请筑城，所在急迫。申诉理由中，除了“防外敌”，还提到“防内乱”。史载高宗绍兴年间，李成作乱，曾纵横江淮，破舒州，杀知府孙知微，并“食其肉”；嘉定年间，张军大作乱，自桐城奔怀宁（即府城），知府林仲虎弃城而逃，乱军放火烧毁真源宫。这一切，均源于安庆府“无城”。张军大之乱，发生在嘉定二年（1209），上距黄榦到任仅八年，百姓恐惧之心犹存。在当时的形势下，完成前任未竟的工程，安抚百姓，乃是唯一的选择。

本府素无城郭，居民日夜皇皇，前数政略不留意。榦到任之初，自度无以为守御之计，锐意兴筑。幸而同官协谋，邦人翕然从之。见凿石烧砖，五月初即兴工，欲以数月办集。（卷二十九《与淮西乔运判辨起夫运粮事》）

安庆不可无城，则安庆之城诚不可不筑。除已一面将官钱收买木石兴工外，欲望钧慈特赐，敷奏朝廷，据干所陈，行下本州照应施行，不胜千里生灵之幸。（卷三十二《安庆筑城申省》）

榦窃闻金人被逼妄开边衅，目今雨水固未可虑，秋冬之间未保宁静。欲望钧慈早赐垂念，容干与此邦之人协力创筑，以期巩固，数月之间或可办集，并乞钧照。（卷三十二《小帖子》）

黄榦一面申请上司奏明朝廷，一面和本府军民“凿石烧砖”“收买木石”，并陈请临近各府、州、县协助人力、运输，五月初（按黄榦年谱为五月八日）兴工，士民为保安宁，争献竹木。“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每人九十日。根据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两万夫，役者轮番上阵，每人十日而罢。黄榦每日五更坐堂，详细安排工程分工，任务到人，然后“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接着“巡城视役”，晚上则“入书院讲论经史”。至秋“已渐杀其半”，次年元宵前，城已包砌完毕（见《宋史》和年谱）。在筑城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诸如舟车运输不便、钱粮开销不足、周边郡县拖延观望等等，黄榦一一处理解决。“城成，舒人德之”。

筑城完工后，有老妇百岁，带着儿子孙子，到府致谢。黄榦以礼待之，“命具酒炙，且劳以金帛”。老妇说：“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不受而去。两年后，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独安庆安堵如故”。继而连着几个月下雨，大水浸城，安庆城安然无恙。老百姓十分感谢黄榦：“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后世评价

嘉定十一年（1218），黄榦安庆在任未及一年，二月解罢。遂命先生节制五郡军马，提督五关，又命先生越关督战，先生闻警就道有日忽得圣旨改知和州。四月，“安庆之民数百人竞趋制司，乞先生还安庆”，黄榦依旧知安庆府兼制置司参议官。六月赴行在奏事，屡辞不就。

“先生去后，舒民怀思不忘。后三年，虏大入，边城被祸，独安庆无虞。人益感先生之德。”“先生在安庆，民立生祠于城北，去后思先生恩德之深，复立祠城南。盖南北之人各欲便于熏祝也，及闻台劾，有筑城军民愁叹之语。又为诗曰：要识舒民愁叹处，城南城北两祠堂。”

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黄榦先生“终于所居之正寝”“衣衾棺槨皆亲朋共成之”。“先生殁而夫人以哀毁成疾”，八月卒，“相去仅一百三十三日耳”，“十月合葬于高峰之原”。黄榦夫妇安葬于福州北峰庖羲谷（今晋安区寿山乡石牌村江南竹自然村）。

绍定六年（1233）诏赠朝奉郎仍与一子恩泽。

端平三年（1236）谥文肃。

与黄榦同时代的南宋王逐认为黄榦为朱门后进领袖，朱子学在东南一带的传播，黄榦居功至首，出力最多。

南宋真德秀与黄榦有过书信来往，他认为黄榦犹“颜曾之在洙泗”，“有补于学者”，“有功于师门”。

南宋黄震认为正是由于黄榦，朱子的学问才得以明天下，并为黄榦的文集作跋。

明嘉靖时，福州郡守汪文盛大加修葺，而且“创饷堂于元沙，望祭之”。其墓道的石牌排列有三里之遥，一直延伸到石牌村。之所以称“石牌”，就是这个原因。

抗倭名将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入闽时，绕道到江南竹黄榦墓前凭吊，写了一首诗：“倥偬戎马越闽关，感慨当年国事艰。凭吊宋儒文肃墓，英豪终古扼权奸。”

明陈鸣鹤《拜黄勉斋墓》诗曰：“三尺残碑立水田，姓名犹识宋前贤。松楸有谱传遐胄，苹藻无人荐九泉。石马嘶风林下卧，野狐吹火雨中燃。隔林薄暮闻钟鼓，知是林僧礼法筵。”

明傅汝舟《陪汪郡公谒勉斋墓》诗曰：“先生坟在庖羲谷，异代虚无草木间。俎豆自今开时庙，衣冠终古閟空山。峰高元气长回合，地迥精灵自往还。浅薄叨陪堂下拜，几瞻遗像愧尘颜。”

明徐㶿诗：“幽坟荆棘里，传是宋名贤。古柏摧荒冢，丰碑立野田。西风谁下马，夜月自啼鹃。冷落清明雨，无人挂纸钱。”

明谢肇淛诗：“典型犹在望，异代更谁论。马鬣孤坟在，鸡碑十字存。野田侵墓道，寒烧燎松门。苹藻何人荐，伤心问九原。”

明卢龙云诗：“想像遗踪五百年，溪山留胜尚依然。一时厉禁浑无恙，万古斯文赖有缘。仰止将兴闽绝学，景行端藉曾多贤。讲堂况复馀光霁，桃李当春已自妍。”“丛祠水石郁森森，闽海儒宗擅士林。俎豆几人陪秩祀，衣冠千载续徽音。奉尝不愧家声远，绳武应知世泽深。可道厥修无念祖，须从此日惜分阴。”

康熙皇帝御笔赐匾“道统斯托”。

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曰：“榦在安庆府筑城，部署有方，民不劳而事集，及金兵大至，淮东西震恐，独安庆安堵如故。又在制置李珏幕中，力以军政不修、边备废弛为言，珏不能用，厥后光、黄继失，卒如其言，尤非朱学末流空谈心性者可比。亦见洛闵设教之初，尚具有实际，不徒以峨冠博带刻画圣贤矣。”

清黄宗羲整理、全祖望修补的《宋元学案》专列《勉斋学案》，对其生平、学术、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全祖望认为嘉定以后，足以光其师门为“有体有用”的儒者，只有黄榦一人而已。黄百家认为黄榦得朱子之正统。

清光绪九年（1883），福州奉宪曾经领款重修黄榦墓。民国八年（1919），由黄氏族人筹资再修。闽侯县知事娄启铨特别立碑《保护贤坟布告》保护。文曰：

“尔等须知先贤遗迹不容任意毁伤，自示之后，毋得纵放牛羊，樵采糟跶，倘敢故违，一经觉察或被指控，定即传案严惩，不稍宽贷。”

黄榦墓

1992年5月，黄榦墓被列为福州市郊区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升格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再升格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黄氏后裔黄如论、黄宏飞等人发动大修黄榦墓，称“贤陵园”。

同时，旅菲华侨黄如论（黄榦二十五世孙、世纪金源董事局主席）斥巨资重修了长乐青山村“江夏黄氏祠堂”与“黄勉斋特祠”。

1991年，台湾学者王德毅《黄榦的学术与政事》一文把黄榦放进历史学的视野下观察，在学术上，认为黄榦著述颇丰，崇尚学术研究，无门户之见；在政事上，从黄榦振兴文教、建先贤祠、推行德政、善于决狱、平息讼风、整修边备、抗御外侮等方面，说明黄榦是一个讲求吏治、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理学家。

2000年，韩国池俊镐博士论文《黄榦哲学思想研究》从体用论、太极论、心性论、格物穷理论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黄榦的理学思想。认为黄榦是朱子学通向北方的桥梁，而且在朱子学传向朝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2年，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指出：

“遍检南宋文献，朱熹的大弟子黄榦才是后世‘道统’观念的正式确立者。他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三）一方面发挥了《中庸序》的主旨，另一方面则径以‘道统’两字统合原《序》‘道统’和‘道学’两阶段之分，上起尧、舜，下迄朱熹，一贯而下。这样一来，‘道统’的涵义改变了，它不再专指朱熹构想中的内圣外王合一之‘统’或陈淳所谓‘道学体统’（《北溪大全集》卷一五《杂著·道学体统》条）；这正是后世通行之义。……黄榦在嘉定七年（1214）所撰《徽州朱文公祠堂记》，对这一‘道统’新义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说：道原于天，具于人心，著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尧、舜、禹、汤、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勉斋集》卷一九）细读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立即发现黄榦怎样一面继承朱熹关于‘道统’与‘道学’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又发展了这一观点。他用‘道始行’与‘道始明’二语辨别周公以上圣王与孔、孟之间的不同，显示他深知朱熹为什么要建立‘道统’与‘道学’这一重要的历史划分。事实上，‘行’即指朱熹所谓‘道统’，‘明’即指所谓‘道学’，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然而他却故意将‘道统’与‘道学’打并归一，从此‘道统’的尊号基本上便属有‘德’无‘位’的儒家圣贤了。从字面上讲，他好像背离了师说，但从精神上说，他则进一步彰显了朱熹‘道’尊于‘势’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宋以后所流行的道统论是由朱熹正式提出，而在黄榦手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