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桂林方氏】 方鸿寿家的故事

本文原载于2015年1月16日《安庆晚报》

2017-09-21 13:52:42


 

家族的起源

 

桐城方氏有三宗,分别是桂林方、鲁谼方和会宫方,我们属于桂林方。

桂林方始称凤仪,继称桂林。桂林二字的来历,是因为六世祖自勉公生有五子,都很有出息,都谏王瑞乃题其门曰“桂林”,也就是折桂如林的意思。从此以后,我们这一宗就称为桂林方。

一世祖德益公在宋元之际从池口迁到桐城(含今天的桐城和枞阳),至今已历二十八世,我是第二十七世。自勉公五个儿子的后代分别称为中一、中二、中三、中四和中六房,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文学巨匠方苞、一代大哲方东美就分别出自中一房、中六房和中三房。

 

 

这是一个名人辈出、对中国文化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化世家,仅就中一房我这一支来说,被马其昶先生在《桐城耆旧传》中单独立传的就有七位,分别是五世祖方法、六世祖方懋、八世祖方印、十一世祖方学渐、十二世祖方大镇、十三世祖方孔炤、十四世祖方以智

当然这些都是久远的故事了,还是说说我曾见过的长辈吧。我的曾祖父方伯俊,生于一八九四年,卒于一九七二年,抗日战争之前曾在上海铁路部门供职,能文擅诗,工于小楷。

他创作的《世系歌》,以七言诗的形式,概述了桐城桂林方氏本支一世至二十三世的主要事迹。全诗分前后两篇,计112句,784字。《世系歌》文辞浅近,格调高古,情深意切。为我们后辈认识祖先、了解历史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也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教我们如何修身、如何立业、如何待人,激励我们继承先辈遗志,做正直善良有为之人。

曾祖父去世时我才八岁,现在想起来,对他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深深的爱。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曾祖父对重孙子的溺爱,是可想而知的。我至今还留有一张一岁时和他老人家的合影,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的怀里,他捧着一本书教我读。照片背面有老人的题诗,蝇头小楷,苍劲中透着飘逸。

 

祖父的故事

 

祖父方鸿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教育最多,产生的影响自然也最大。他一九一四年出生,一九八二年去世,去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他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入上海美专,师从黄宾虹先生学习山水画。一九四九年,为了赡养父母,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回到家乡桐城担任中学教师,先教图画,后改教语文。他的语文课教得非常好,曾在安庆市(当时叫行署)作示范教学。

文革十年,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他以超乎寻常的坚强与乐观,迎来了一九七八年的平反。

祖父是个传统的文化人,诗词书画印皆通。他常常在自己的山水画上提上自己的诗词,印章也是自制的。他的画很专业,毕竟有师承。平反归来后,与当时诸多文化名流多有接触,画家黄苗子、佛学家虞愚、诗人陈迩冬、文艺评论家舒芜等,与之均有往来。我保留有黄苗子先生写给他的一首词:“搜尽奇峰入画囊,龙眠归去有山庄,款题鸿寿初疑曼,话到桐城必数方。千万意,两三行,神交千里奉佳章。酬君一句金人瑞,祝汝千秋万岁长。”

从一九七八年秋到一九八一年冬,老人家强拖病体,以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作品。暮年逢盛世,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他还著有《方以智年谱》和《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行世。他的故居已被桐城市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我对祖父最初的记忆,始于一九六九年初春,那时我刚满五岁。那年正月,曾祖父母,祖父母四人以平均年龄六十五岁的高龄,下放到离县城三十多华里的一个丘陵小村———周庄。

下放的原因有二:一是地主家庭,二是祖父在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被定为反革命,据说与我出生时他写的一首小诗也有些关联,诗曰:“已觉艰难岁月长,春晖未报独彷徨,欢腾连理新枝发,振起家声是所望。”红卫兵说这是妄想复辟。我和父母虽不在下放的名单之列,但我还是随四位老人在农村生活了三年。

由于年幼,也由于老人的有意呵护,对于下放给大人们身心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当时并无多少体会,回忆起来倒是有些美好的片段在眼前浮现。每到春节前夕,祖父总是被叫到大队部,与另一位老师一起,为全大队的社员写春联,一写就是个把星期。我有时也跟他到大队部去玩,当我看到他写的春联受到大队干部的夸奖,尤其是他能根据社员的要求,以不同的书体书写春联时(另一位老师则只会写行书),我的心中无比自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村里有两个学生由于得到祖父的辅导,考上了中专,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些历史事件往往对历史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祖父本来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不想却以自身的善良言行,对那个小村庄有所改造。直到今天,每当清明节我回周庄给曾祖父母扫墓时,村民们总是谈起祖父的种种好处,说是祖父提升了整个村子的文化水准。

 

祖父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方以智遗著,以手抄本《东西均》为主的方以智部分未刊刻遗著,从方中履传到我祖父手中,历经十一代,祖父视为至宝。

抗日战争之初,为确保遗著安全,他花一大笔钱在上海的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专门存放遗著。后来回到桐城,在抗战逃难的颠沛流离之中,他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背着一个包袱,别人以为里面装的是金银细软,其实全是祖宗遗著。上世纪五十年代,祖父的上海美专同学姚翁望先生为省博物馆征集文物,他极为明智地将这些遗著捐了出去,使之免遭秦火。而家中的其他先人手泽,都未能幸免。

若不是祖父的倾力保存和及时捐献,就不可能有一九六二年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东西均》问世,可能也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方以智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了。

祖父的内心极为坚强豁达,平反归来之初,家中无书可读,他便自镌一方闲章“无书草堂”聊以自嘲。文革后,得知原先属于自己的文物还在某某人家的时候,只是淡然一笑,庆幸其尚在人间。祖父曾为舒芜先生作《天问楼图》,把他家的地下室画得十分美好,并诙谐地题款“名曰天问楼,实乃地下室,下室卑且陋,问天知也不?”舒芜先生十分喜爱,称赞画家是浪漫主义情怀。

祖父对我的教育方法也十分开明,不主张死读书,鼓励我锻炼身体,多与人交往,多读课外书籍,取得全面发展。在我还未上学时,就教我写毛笔字,他先写好,让我照着描。每逢春节,他给别人家写春联,家里的春联则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并给予很多鼓励。可惜后来我没有坚持练习书法,愧对了老人的培养。

 

 

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考试中,我曾得过全年级第十五名。祖父得知后十分高兴,从周庄给我写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除了教我学习方法,更多地则是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健全人格。他告诫我要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一只空杯子,这样才能不断装进新知识,不断取得新进步。

在我参加高考前夕,他从北京给我写信,让我不要有压力。他甚至告诉我,即使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老祖宗们留下的著作我一辈子也读不完,根本不愁无书可读。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教育啊!

 

伯父和父亲的故事

 

最后说说我的父亲方振宇和伯父方振寰。父亲今年七十七岁,文化水平不高,他初中毕业后考上电影学校,干了一辈子电影放映工作。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刻苦钻研技术,成为全县电影行业的技术权威,并带出了很多徒弟。

他从小喜欢朗诵,得过全县朗诵比赛冠军。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朗诵也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甚至这方面的基因也传给了我的女儿,她也酷爱表演和朗诵。

伯父今年七十九岁,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一直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工作,成为北京市的中学数学名师。他有多部教学专著出版,还担任过北京七中的教导主任和校长助理。

伯父对我和两个弟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伯父和父亲感情极深,虽相隔千里,他们每天至少要通一次电话。从家族传承的角度看,他们的最大的贡献是顶住了文革时期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一家人同舟共济,终于迎来了春天。祖父平反了,我们也长大了,桐城桂林方氏中一房我们这一支的文脉幸得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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