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桂林方氏】 方鸿寿家的故事

桐城方氏有三宗，分别是桂林方、鲁谼方和会宫方，我们属于桂林方。

桂林方始称凤仪，继称桂林。桂林二字的来历，是因为六世祖自勉公生有五子，都很有出息，都谏王瑞乃题其门曰“桂林”，也就是折桂如林的意思。从此以后，我们这一宗就称为桂林方。

一世祖德益公在宋元之际从池口迁到桐城（含今天的桐城和枞阳），至今已历二十八世，我是第二十七世。自勉公五个儿子的后代分别称为中一、中二、中三、中四和中六房，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文学巨匠方苞、一代大哲方东美就分别出自中一房、中六房和中三房。

这是一个名人辈出、对中国文化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化世家，仅就中一房我这一支来说，被马其昶先生在《桐城耆旧传》中单独立传的就有七位，分别是五世祖方法、六世祖方懋、八世祖方印、十一世祖方学渐、十二世祖方大镇、十三世祖方孔炤、十四世祖方以智。

当然这些都是久远的故事了，还是说说我曾见过的长辈吧。我的曾祖父方伯俊，生于一八九四年，卒于一九七二年，抗日战争之前曾在上海铁路部门供职，能文擅诗，工于小楷。

他创作的《世系歌》，以七言诗的形式，概述了桐城桂林方氏本支一世至二十三世的主要事迹。全诗分前后两篇，计112句，784字。《世系歌》文辞浅近，格调高古，情深意切。为我们后辈认识祖先、了解历史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时也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教我们如何修身、如何立业、如何待人，激励我们继承先辈遗志，做正直善良有为之人。

曾祖父去世时我才八岁，现在想起来，对他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深深的爱。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曾祖父对重孙子的溺爱，是可想而知的。我至今还留有一张一岁时和他老人家的合影，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的怀里，他捧着一本书教我读。照片背面有老人的题诗，蝇头小楷，苍劲中透着飘逸。

祖父方鸿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教育最多，产生的影响自然也最大。他一九一四年出生，一九八二年去世，去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他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入上海美专，师从黄宾虹先生学习山水画。一九四九年，为了赡养父母，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回到家乡桐城担任中学教师，先教图画，后改教语文。他的语文课教得非常好，曾在安庆市（当时叫行署）作示范教学。

文革十年，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他以超乎寻常的坚强与乐观，迎来了一九七八年的平反。

祖父是个传统的文化人，诗词书画印皆通。他常常在自己的山水画上提上自己的诗词，印章也是自制的。他的画很专业，毕竟有师承。平反归来后，与当时诸多文化名流多有接触，画家黄苗子、佛学家虞愚、诗人陈迩冬、文艺评论家舒芜等，与之均有往来。我保留有黄苗子先生写给他的一首词：“搜尽奇峰入画囊，龙眠归去有山庄，款题鸿寿初疑曼，话到桐城必数方。千万意，两三行，神交千里奉佳章。酬君一句金人瑞，祝汝千秋万岁长。”

从一九七八年秋到一九八一年冬，老人家强拖病体，以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作品。暮年逢盛世，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他还著有《方以智年谱》和《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行世。他的故居已被桐城市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我对祖父最初的记忆，始于一九六九年初春，那时我刚满五岁。那年正月，曾祖父母，祖父母四人以平均年龄六十五岁的高龄，下放到离县城三十多华里的一个丘陵小村———周庄。

下放的原因有二：一是地主家庭，二是祖父在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被定为反革命，据说与我出生时他写的一首小诗也有些关联，诗曰：“已觉艰难岁月长，春晖未报独彷徨，欢腾连理新枝发，振起家声是所望。”红卫兵说这是妄想复辟。我和父母虽不在下放的名单之列，但我还是随四位老人在农村生活了三年。

由于年幼，也由于老人的有意呵护，对于下放给大人们身心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当时并无多少体会，回忆起来倒是有些美好的片段在眼前浮现。每到春节前夕，祖父总是被叫到大队部，与另一位老师一起，为全大队的社员写春联，一写就是个把星期。我有时也跟他到大队部去玩，当我看到他写的春联受到大队干部的夸奖，尤其是他能根据社员的要求，以不同的书体书写春联时（另一位老师则只会写行书），我的心中无比自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村里有两个学生由于得到祖父的辅导，考上了中专，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些历史事件往往对历史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祖父本来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不想却以自身的善良言行，对那个小村庄有所改造。直到今天，每当清明节我回周庄给曾祖父母扫墓时，村民们总是谈起祖父的种种好处，说是祖父提升了整个村子的文化水准。

祖父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方以智遗著，以手抄本《东西均》为主的方以智部分未刊刻遗著，从方中履传到我祖父手中，历经十一代，祖父视为至宝。

抗日战争之初，为确保遗著安全，他花一大笔钱在上海的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专门存放遗著。后来回到桐城，在抗战逃难的颠沛流离之中，他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背着一个包袱，别人以为里面装的是金银细软，其实全是祖宗遗著。上世纪五十年代，祖父的上海美专同学姚翁望先生为省博物馆征集文物，他极为明智地将这些遗著捐了出去，使之免遭秦火。而家中的其他先人手泽，都未能幸免。

若不是祖父的倾力保存和及时捐献，就不可能有一九六二年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东西均》问世，可能也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方以智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了。

祖父的内心极为坚强豁达，平反归来之初，家中无书可读，他便自镌一方闲章“无书草堂”聊以自嘲。文革后，得知原先属于自己的文物还在某某人家的时候，只是淡然一笑，庆幸其尚在人间。祖父曾为舒芜先生作《天问楼图》，把他家的地下室画得十分美好，并诙谐地题款“名曰天问楼，实乃地下室，下室卑且陋，问天知也不？”舒芜先生十分喜爱，称赞画家是浪漫主义情怀。

祖父对我的教育方法也十分开明，不主张死读书，鼓励我锻炼身体，多与人交往，多读课外书籍，取得全面发展。在我还未上学时，就教我写毛笔字，他先写好，让我照着描。每逢春节，他给别人家写春联，家里的春联则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并给予很多鼓励。可惜后来我没有坚持练习书法，愧对了老人的培养。

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考试中，我曾得过全年级第十五名。祖父得知后十分高兴，从周庄给我写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除了教我学习方法，更多地则是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健全人格。他告诫我要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一只空杯子，这样才能不断装进新知识，不断取得新进步。

在我参加高考前夕，他从北京给我写信，让我不要有压力。他甚至告诉我，即使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老祖宗们留下的著作我一辈子也读不完，根本不愁无书可读。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教育啊！

最后说说我的父亲方振宇和伯父方振寰。父亲今年七十七岁，文化水平不高，他初中毕业后考上电影学校，干了一辈子电影放映工作。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刻苦钻研技术，成为全县电影行业的技术权威，并带出了很多徒弟。

他从小喜欢朗诵，得过全县朗诵比赛冠军。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朗诵也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甚至这方面的基因也传给了我的女儿，她也酷爱表演和朗诵。

伯父今年七十九岁，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一直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工作，成为北京市的中学数学名师。他有多部教学专著出版，还担任过北京七中的教导主任和校长助理。

伯父对我和两个弟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伯父和父亲感情极深，虽相隔千里，他们每天至少要通一次电话。从家族传承的角度看，他们的最大的贡献是顶住了文革时期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一家人同舟共济，终于迎来了春天。祖父平反了，我们也长大了，桐城桂林方氏中一房我们这一支的文脉幸得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