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

2017-09-09 06:09:03



   
  陈延年(1898~1927),又名遐延,安徽省怀宁县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革命烈士。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解放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1月与黄凌霜等组织无政府主义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经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狱。7月4日英勇就义。2009年9月,陈延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者:朱洪


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

(一)


  1926年下半年,鲁迅在和章士钊打完官司后,离开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北京,南下厦门、广州,开辟新的生活道路。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经香港,于19日冒着霏霏小雨,搬入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到中山大学后,许多进步学生拜访他。1月31日下午,学生会主席毕磊和徐文雅、陈辅国拜访了鲁迅,并将共青团广东区委出版的《少年先锋》12本送给他,帮助鲁迅了解广东和共产党的情况。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了解到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对毕磊等同学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各处看一看。”这次毕磊、徐文雅、陈辅国和鲁迅愉快交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也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以及自己的观察,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这期间,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于2月7日创办了《做什么?》周刊,陈延年为该刊定名,并为《做什么?》第一期撰写发刊词《我们应该做什么?》。陈延年写道:“那些成千成万的,最受侮辱咒骂的奴隶们已经纷纷的站起来了……要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要求,译成我们的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隔日下午,广州城又下起了小雨,鲁迅正在房间接待傅斯年,徐文雅带了新出版的《做什么?》来看鲁迅。晚上,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即《做什么》)

  看了陈延年的文章《我们应该做什么?》,鲁迅想起了十年前在北京见过的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他忍不住问毕磊:“你们的负责人是陈延年吗?延年,我在北京时曾见过他,认识他,他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表露了想与延年会见的愿望。

  毕磊把鲁迅的想法向延年作了汇报,陈延年请毕磊带话给鲁迅,说近日就去看他。

  3月25日,这天的广州气候不好,早上就下起了雨。午后,陈延年只身到中山大学大钟楼拜望鲁迅。因为下午鲁迅要出席教务会议,陈延年坐了一会,谈了许多话题,包括《少年先锋》和《做什么?》等杂志,但更多的内容,是谈全国的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陈延年走后,鲁迅在日记里写了“午后陈安仁来”六个字。这是鲁迅和陈延年的第一次见面。

  (二)


  离开广州去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五大”前,陈延年于1927年3月16日主持广东区委工作会议,针对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扼杀革命的险恶形势,区委会议通过了广东区委与各群众团体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阴谋扼杀革命的行为。宣言指出:“对于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妥协,无论以任何口实,丝毫都不容许的。”

  4月1日,这是一个晴天。陈延年握别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离开广州,率领出席中共中央“五大”的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

  临走之前,陈延年于头一天下午到中山大学和鲁迅话别。这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陈延年和刚出席学校组织委员会会议的鲁迅匆匆话别。陈延年走后,鲁迅在日记里写了“陈安仁来”四个字。这是陈延年在广州很短的时间里第二次见鲁迅,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鲁迅的日记里,“陈安仁”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次和鲁迅短暂的见面,给陈延年留下很深的印象,使陈延年进一步知道鲁迅先生站在革命一边的立场。在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前夕,即和鲁迅见面后的当晚,陈延年还对毕磊和徐文雅说,“鲁迅是我们党真正的朋友”,要他们继续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

  陈延年离开广州不久,蒋介石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羊城反动军阀相互配合,制造了“四·一五”惨案,毕磊等二百多名进步学生被捕。倾心于教育青年、寄希望于未来的鲁迅,当天出席了中山大学主任紧急会议,并在第二天下午慰问被捕学生,参与社会各界的多方营救。但最后,肖楚女、熊雄以及毕磊等同学还是惨遭杀害。鲁迅在悲悼烈士的同时,亦无情地自我解剖,悟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后来,鲁迅被迫避到上海时,随身还携带了刊登有陈延年文章的《少年先锋》和《做什么?》杂志。

  (三)


  据《陈延年》一书记载:“三月下旬,在陈延年离开广东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前夕,鲁迅由毕磊陪同来到广东区委二楼会客室,和延年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们谈得非常融洽,直至深夜,鲁迅才告辞,偕毕磊返回大钟楼。”此段话,是依据1973年6月该书作者访问赖玉润的谈话。

  此段话,提到陈延年和鲁迅在广州仅有一次见面,地点在广东区委办公室,且有毕磊在场。但这里有许多疑问,首先是赖玉润作为广东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参与陈延年和鲁迅的见面,他只知道陈延年和鲁迅见了面,但具体细节不清楚,加上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因此,赖玉润的回忆是否准确,而鲁迅的日记里也没有三月下旬出访的相应记载,他唯一的一次提到毕磊,是1927年1月31日;鲁迅作为长辈,去看陈延年,也不符合鲁迅的身份和习惯。在北京《新青年》时代,鲁迅也没有去拜访过陈独秀,通常是钱玄同、刘半农到鲁迅家约稿、催稿、取稿,传递陈独秀的话。作为下辈和东道主以及陈延年一贯的朴素作风,他上门看望自己所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客人、父亲的老朋友鲁迅,更合情合理。

  鲁迅记日记,有一个特点,重要的人物往来,他总要提上一笔,因此,陈延年和他见面,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查鲁迅1927年到广东的日记,没有出现陈延年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和陈延年见面的时间内到外访问别人的记载。这就与赖玉润回忆陈延年和鲁迅在广州确实见过面发生了矛盾。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发现“陈安仁”极有可能就是陈延年!

  首先,陈延年姓陈,是安庆(或安徽)人。在当时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鲁迅深知陈延年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一个国民党右派痛恨的“危险”人物,所以,他不宜直接写在日记里,给自己留下不必要的麻烦,而给陈延年起了个化名。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叫“陈安仁”,便于日后翻看日记,帮助自己回忆;其次,所谓“仁”,还有在鲁迅眼里,陈延年是老朋友陈独秀的儿子,自己视为“老仁侄”的意思;其三,翻看鲁迅的日记和信件,除了1927年3月25日和31日出现过“陈安仁”外,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安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鲁迅和陈延年没有单独的会面过,在此之后,陈延年和他也没有再见面过,因为3个月后,陈延年即壮烈牺牲了。

  根据“陈安仁”即陈延年的推断,则陈延年3月下旬和鲁迅见面两次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十分具体,时间是3月25日午后和3月31日下午,地点在鲁迅的中山大学大钟楼宿舍,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没有第三者在场。

  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见面的双方一个很快牺牲,一个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加上事后知道两人见面情况的毕磊同学也很快被敌人杀害,没有条件将这两次相逢的具体内容,披露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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